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有18万余志愿军烈士长眠于朝鲜。这些烈士为何安葬在朝鲜？他们是如何安葬的，随着70周年的到来，人们的关注点越发高度集中……
志愿军总部驻地附近的烈士陵园全景。陵园中央矗立着雄伟的志愿军英雄铜像
亲历者刘秀峰在回忆中讲述了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的前前后后。
（1951年3月，任12军35师105团直工股长的刘秀峰随部队入朝作战。1953年初，被调到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担任助理员，具体负责志愿军伤残和烈士抚恤工作。停战以后，志愿军烈士陵园筹建办公室成立，刘秀峰参与了陵园筹建工作至1957年回国。）
一、陵园筹建的背景
停战之前，我军对志愿军烈士的安葬问题有过一个方案。当时部队规定，师级以上干部和一级以上的战斗英雄，遗体运回国，在沈阳安葬，团营级干部在丹东安葬。由于在战斗中牺牲烈士，各部队已简单埋葬，且很分散，烈士的籍贯分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故初步意向是停战后在各省、市、自治区修建志愿军烈士陵墓。
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他首批跨过鸭绿江，随志愿军司令部踏上朝鲜国土，任司令部办公室俄文翻译、机要秘书、作战处参谋。1950年11月25日，美军3架B—29轰炸机轰炸志愿军总部大榆洞时，被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击中牺牲，年仅28岁。遗体就埋葬在大榆洞的山头上。1951年底，志愿军总部迁至桧仓。1953年7月停战后，毛岸英遗体迁移至桧仓。由于毛岸英的特殊身份，对其安葬曾有一番争议。有人认为须安葬在沈阳，也有人建议要入北京八宝山。为此，志愿军烈士安葬工作部门对毛岸英的遗体做了运回国内的准备。刘秀峰回国，到正在筹建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了解情况。后来确定将遗体运回沈阳安葬。刘秀峰等工作人员将遗体起出，准备好车辆运回。可情况突然变化，通知他们“关于毛岸英烈士安葬的问题，正在请示毛主席。”于是，又安葬下来，等待批示。结果是，毛主席拍板决定：“岸英遗体就地安葬”。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成了后来对整个志愿军烈士，确定在朝鲜安葬的原则，也为以后在朝鲜修建烈士陵园定了方向。
二、朝中友谊塔由来
烈士陵园筹建办公室设在桧仓志愿军总部。从国内请来了十多位设计师、建筑师、雕塑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很多设计工作和大型浮雕的工程在国内完成，所以，当时在北京也设有一个办公室，并由负责天安门广场大型浮雕的雕塑师担任雕塑工作。
1955年10月25日，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落成典礼
起初，确定在朝鲜三个城市修建纪念塔。一是新义州，这是与我国丹东市共饮鸭绿江水，一桥相连的城市。主题思想是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二是东海岸城市元山，即在东线反击战，扭转朝鲜战局的主战场附近．能充分体现中国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的地方；三是开城，北南朝鲜分界的“三八线”上的城市，体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在这三个方案之前，还有一个方案是朝鲜临时首都平壤，可平壤风景区牡丹峰上，已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红军的纪念碑，其规模不好把握。这几种方案在上报的同时，志愿军烈士陵园筹建办公室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新义州纪念塔已由北京设计院一名专家设计出了图纸。元山纪念塔，由清华大学的助教着手设计。在申报研究过程中，金日成首相知道后表示：“不要他们（志愿军）修建，我们自己建。”这样，由朝鲜政府在平壤修建志愿军纪念塔，更有纪念意义。后来由朝方在平壤原叫毛泽东路的十字路口，建了朝中友谊塔。我志愿军烈士陵园筹备办公室便集中力量在当时志愿军总部桧仓，修建志愿军烈士陵园。
三、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构造
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所在地原是一个旧神社，有两米多宽，一百多个台阶上去。改造后，台阶两侧矗立的是由鞍钢铸造的一个大路灯柱。上了台阶，是一个由大理石打造的大花坛。花坛两侧，有比人还高的大理石浮雕，体现的是雄赳赳，气昂昂，正在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大军，以及朝鲜人民支援志愿军，与志愿军并肩作战的情景。紧接着，正画是一座雄伟的志愿军战士铜像（这是从全军选的四个帅小伙子模特中选定的一个）。铜像是用敌人留下的炮弹壳铸成的。
铜像后面有喷泉，过了喷泉就是墓地。在正中大理石碑上，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的大字，这些题字是时任抗美援朝委员会总会主席郭沫若书写的。后面的碑文，也是郭老所写。为题写碑文的事情，刘秀峰回过几次北京，原本是想请毛主席写，主席却指定了三个人，一是彭老总，二是沈钧儒，三是郭沫若。最后定为郭沫若。刘秀峰将郭老为碑文书写的字拿到朝鲜。把郭老的字拓下来，再到朝鲜盛产大理石的金策市大理石厂，看着工人一个字一个字雕刻。
1958年10月，由郭沫若团长率领的中国人民代表团，亲临志愿军烈士陵园，在毛岸英烈士墓前肃立致哀
毛岸英的墓碑，是时任志愿军政委李志民写的“毛岸英同志之墓”，后面碑文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干部部所写。碑石用的也是金策市的大理石。墓地内还安葬着志愿军总部、直属部队牺牲的134位烈士，墓地周围是常青树，它们将永远陪伴着烈士安息在朝鲜国土上。
在陵园建造过程中，当时的杨勇司令员、李志民政委，还有组织部长任荣将军，都非常关心重视，经常亲临现场察看、检查并指导工作。陵园建成后，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等，凡到朝鲜的我国家领导人都去拜祭过。朝鲜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副相，也多次来陵园拜祭。
四、志愿军总部决定全面做好在朝志愿军烈士安葬
在筹建桧仓烈士陵园的同时，志愿军烈士陵园筹建办公室也给全军各单位发去电报，要求各军将当年打仗时就地掩埋的烈士遗体重新起出，再集中妥善安葬。即使已回到国内的部队，也要他们派熟悉情况的人重回朝鲜，做好这项工作。并一一填写名册，然后标上新埋葬的地形图，集中上报。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要求，所属部队均建立了完整的烈士陵园墓地档案：1.每个陵园墓地均印制了《陵园墓地埋葬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陵园位置图、烈士墓地安葬分布图、安葬顺序、编号和烈士名册，包括姓名、功模、部别、职务和原安葬地；2.以师为单位绘制了烈士陵园墓地位置分布图，每座陵园墓地位置、编号、烈士数和无名烈士人数，均标在地图上。当时，还请朝鲜同志帮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目前，这些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存放在解放军档案馆。
对牺牲在南朝鲜的志愿军和人民军烈士，是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与美方进行交接的。这些烈士遗体，最后就安葬在开城。
对于各部队的建陵情况，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曹家麟比较熟悉，他讲述了这段历史。
原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曹家麟，1950年10月入伍，是原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10多年，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十分熟悉。
据他回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他所在的67军主要是在金城地区。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后，67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至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均为水泥墓碑，在碑上刻有烈士姓名)、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67军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动烈士4582名，制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此外，54军在金城地区有4个烈士陵园，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
志愿军在朝鲜的安葬情况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共12人，当年生者只有彭德怀、杨育才、胡修道；烈士李家发、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安葬在朝鲜，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弟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李家发是曹家麟在67军的战友，金城反击战役中，李家发以胸膛堵住敌暗堡射孔而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的称号，朝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李家发牺牲后安葬在朝鲜江原道昌道郡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编号为金356。在这里，还安葬了志愿军67军排以上军官、战斗英雄和功臣120人。
1954年10月，李家发烈士的父亲李继成随贺龙元帅担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访问朝鲜，来到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这里的儿子。
据了解，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183000多人，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还有18万余名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五、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建起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
在距上甘岭不远的江原道金化郡九峯里，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和他们的16848位战友。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它们是位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八处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很多烈士仍分散葬在朝鲜各地。除以上八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
六、南朝鲜境内烈士遗骸的发掘与安葬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多次战斗，相当一部分战士牺牲在今日韩国境内。
1954年，也即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1954年9月在一次双方军事人员遗体交接中，“联合国军”方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略超过1万具。
一是 “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死亡人员遗体，包括三次战役的烈士遗体。他们是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的原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后撤时就地作了掩埋。
二是金城战役的烈士。他们是1953年7月中下旬朝鲜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后撤退时就地在战场掩埋。
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他们是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抗美援朝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韩国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5.3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志愿军伤亡8.5万人。
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临时掩埋好战友尸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战死者遗骸的收集难免会有遗落。
近年来，韩国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他们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
2005年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共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30具属“联合国军”，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
2007年1月，韩国成立朝鲜战争韩军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专业部队——“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下辖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等4个课和4个发掘班。
之后，发掘甄别团共在韩国境内挖掘出2537具遗体，包括1963具韩军遗体、8具“联合国军”遗体、386具朝鲜军队遗体、180具中国军队遗体。中朝军队遗体被安葬在韩国坡州的“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1986年6月，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同时出土部分遗物。有图章三枚，其中两枚骨质，均刻有楷书体“蒋立早”三字；一枚水晶质，刻有篆书体“孙敬夏”三字；哨子两个，一为电木质，标有“上海制造”字样。另一枚为铁质，有“GHYKYAN”字样；铁卷尺一条，有“中商出品”字样；药瓶一个，有“四野卫”字样，并有五星图案。另有武装带、铜钮扣、钥匙环等，计25件。“联合国军”方面将遗骨和遗物交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烈士的遗骨安葬在开城烈士陵园的合葬墓中，遗物交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韩国乡间，志愿军遗骸也多有发现。1989年5月12日，新华社电告，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1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这是自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骨最多的一次。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有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协议后的善后事务，还负责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尸骨、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